我是从他母亲那里知道那位很乖的大孩子——高中毕业生的情况的。认识他母亲也令我很意外。
周-值班的时候，拎起话筒她就称我“王老师”，说经人推荐来找我谈话。我这里是心理咨询中心，来此者大多有些问题需要解决的。而传来的声音却是响亮清晰，爽朗热情，并没有寻常人们遇到难处时的沮丧。她很主动地向我介绍自己的情况：今年44岁，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财务人员，家中只有母子两人，儿子今年考大学，还未揭榜。而自己却正面临着要下岗的可能。
她对我说话的亲近态度，仿佛我们久已是朋友。她说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只是在电话里说不方便，因为总机可能监听（她真有趣，难道总机爱听这样的话），所以想找我面谈。而且还强调，只是聊聊，不是咨询。我说随便吧！咨询的形式常常是聊聊。约好了日子，她很愉快，却又难为情地说：“我穿得很破的噢，不要见笑。”
那天，她比我先到。穿一件淡黄颜色的，80年代人们常穿的“的确凉”连衣裙，扎一束马尾辫。个子矮矮的，脸色白白净净。右唇上面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端端正正、安安静静地坐着等我。她愉快地说，儿子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二医大，这是她最大的欣慰。然后又以平静的口吻说；她下岗了，不再当财务人员，调到一个偏远的三产招待所去。宣布下岗名单以后，许多人哭哭笑笑，吵吵闹闹，情绪波动很大，唯有她最镇静。说自己没有亲密的人际关系，没有能撑腰的家庭背景，自然会从这个要害部门下来，下来倒无所谓，她早就对许多事情都看穿了，都不在乎。但是，这么一来，收入少了，路途远了，儿子的学杂费、生活费却需大大地增多。这往后的日子太艰难。
她仍然若无其事地说：昨天大会一结束，家属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打电话来慰问，岗的员工听到的是“回家不更好么，家中本来要人收拾，又不多你这张嘴，也不少你这点钱，好歹咱们一起过了。”只有她一人，无人慰问，无人商量，泰然地领受着命运的安排。她说自己的不幸，口吻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儿子一定对你挺孝顺吧！”我问。
“是的，所以我才活下来了，他是我的全部希望，是我的命根子。”
说起儿子，她脸上舒展，眉眼放光。儿子真好，他与我一样，穿得很破，一个季节只有两件衣服，可以替换就行。他不买磁带，不玩游戏机，小时候连变形金刚也一个没玩过，他不买任何的“奢侈品”，只要给他吃饱、穿暖就行。整天就是捧着书，不出门，不交友，说要考医学院，将来做一流的主刀医生，赚人钱，给妈妈买漂亮的衣服，让母亲好好地享福。高考前，我把有营养的菜给他吃，我只是拌些盐巴就饭吃，起先他说什么也不吃，我又哄又骗，软硬兼施，他也就听从了我，但是我却看见他眼中强忍住的泪花。
这样的好儿子，当然是传统观念中理想的孩子，这样含辛茹苦的母亲也是伟大的母亲。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母慈子孝”，一边是母恩浩荡，一边是“悬梁刺股”，报得三春晖。而我却从中觉得，在这样习惯于受虐心态的母亲庇护、熏陶、教养下的孩子很可能会有心理偏差，他们容易把生活孤注一掷地悬挂在那一枚理想的钉子上，造成极端心理，产生极端行为。
“你儿子是否与你谈得来，比如在对待社会问题、情感问题等方面。”
“不。”她连连摇头，“他时常说没意思、没兴趣，曾经到咨询中心来过几次，回去后仍然说咨询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她开始忧郁。因为儿子虽然孝顺，却不理解母亲的种种挫折，说母亲古板守旧，不合时宜，观念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缺乏灵活性，所以没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所以要被淘汰。儿子时常会冲撞她，这令她痛苦、绝望，每逢争端，她就威胁：“你这么不理解我，我不想活了。”
我想象着那位有着牛虻那样沉郁心情而面色苍白青年的恨铁不成钢的沮丧，对母亲又痛又爱、又无奈的压抑，真的很同情他：他们母子之间，代沟太大、太深，而他们情感上、心理上空间又太小太小。因为只有他们母子两人在这间屋里相依为命，又互相折磨。因为他们都是对方的全部3爱和恨，喜欢与折磨，有时会是同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
我说，儿子耍态度决不是不爱你，你要理解他，而不能要挟他。他有青春的烦恼与躁动，有他年轻人的志气与理想，也有他独立的人生观与思想。除你以外，他无人可说，与你说了，又太难说清，他孤独寂寞、烦躁忧郁，才会耍态度。他也只有对着母亲宣泄。而你却以死来要挟，会大大地挫伤他的自信、他的感情。何况，他是那么克己、勤奋、忍耐的孩子，你不帮他、不理解他，还有谁能？
母亲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垂下了头，说：“我悔了。”但是她马上又紧张地说：“但是，我真的死过，我自杀过。那时，我怎么就没有考虑过儿子的心境呢？”
为什么自杀？她说，时常觉得人活着太累、太苦，没有意义。与娘家人早断了来往。因为在她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被她脾气暴烈的母亲打断了腿骨，碰巧父母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文革初期，她母亲因此事而受罚，对她从此心怀忌恨。当她从农场抽调回沪时，母亲坚决不许她进屋。她就在母亲的公寓走廊上打个铺就地而寐。有好心邻居看不过去，牵线作媒，她就住进了未婚夫的家。一个星期后，便草草嫁作他人妇。丈夫脾气暴躁，三句话不对劲就拳脚并上。她自叹命苦，因没有退路，也就认了。直到孩子五岁，实在受不了才离了婚。当她抱着孩子回到娘家，娘家的大门还是拒绝对她开放。当晚，她抱着孩子在外滩的石凳上独自垂泪，真想跳进黄浦江，一了百了。但是怀中的孩子太可怜。她苟且偷生，只为了孩子。又有人垂怜，再次替她作媒。走投无路之际，她又投入另一单身汉家中。过了几个月的日子，才知道再婚的丈夫原来是犯过偷窃罪的刑满释放者，嫁也嫁了，只要他改过自新，她也就不计前嫌。谁料到他常犯旧病。让他去买菜，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说：“当营业员转身找钱时，我一下就拿了八个鸡蛋。”他的得意洋洋令她啼笑皆非，这八个鸡蛋有什么了不起，再多、再少，总义是偷。“贼”这个字眼实在令人难堪。她惶惶然，胆战心惊，不知哪天又会出些什么事。自己病急乱投医一头撞进“贼”窝也就算了，偏还让儿子“认贼作父”，长大后怎么对他交待口何况这父亲还嫌弃这不是亲生的儿子，随打随骂，一不开心就拿他出气。她实在受不了就再次提出离婚，拖了好几年终于散了伙。
从此后，她一个人拖着孩子，甘甘苦苦，也就这么过了一阵子。但毕竟由于她的经历太坎坷，她的心灵饱经沧桑，她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变得麻木不仁。而她的儿子在母亲那一股浓重的忧郁气氛中，也变得多愁善感。他从小缺少父爱而饱受惊吓，整日相伴的，是一位有着病态心绪的母亲。惶恐不安、缺乏安全感、不被人爱、不被人需要的感觉纠缠着他，压抑着他，他得了奇怪的病。有一段日子，天天夜里遗精，15岁的瘦弱的男孩，发生如此频繁的遗精。他的母亲着急得像一头发了疯的牛，乱撞乱跳。变卖所有值钱的东西，不惜借债，东南西北地为儿子治病。终于在奉贤农村，找到一位土郎中，治好了儿子的病。母亲也因此心力交瘁。在那一刻，她抵抗命运的勇气突然崩溃了。她忽然地想休息了，想永远地休息了。到那时才发觉这个念头从当初在外滩时一直潜留在心中。那时孩子太小，而现在孩子治好了病，让他自己去生活，她只想告别这人世间的所有一切去休息了。
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办公室里）。不吃、不喝，等待上帝的召唤。人们四处找寻。第三天发现了她，怎么敲门也不开。人们找来了她的那位惊慌失措的儿子，从门缝里塞进儿子的一张信笺：“妈妈，你不要去死，你死了，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不会再与你顶嘴，我会听你话，我会当上一流的手术医生……”
她抖抖瑟瑟地读着儿子的信，但是已经无力再从床上起身。她的脑子开始晕晕乎乎，儿子在门外的哭喊声也越飘越远
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她被救了。她说，如果想死也不成，只好活着。现在儿子考上了医学院，她的心境开始好转了。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太寂寞，太孤独，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有时候似乎只要有个知心知意的人能说说心里话，这日子就算是过好了。因心里实在憋闷，自然只能在儿子身上发泄，这对儿子是不好的，但是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听完了这位母亲的叙述，我深深地为她的儿子担忧，他要承担母亲全部的爱和恨，全部的情感与沮丧口一无选择，全盘照收，他的心灵会因此扭曲。母亲因为承受了太多的不幸，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又是那样的糟糕，因此显露了她忧郁症的特质，对生活的无兴趣以及绝望感，以至于至今还存在自杀的念头。
她的这个很乖的孩子，其实一直是在母亲的病态心情下，被母亲当作救命稻草或者是拐杖而养育的。他虽然是个乖孩子、好学生，但生活无意义的绝望感也跟随着他，他为了母亲而活着，他不能找到自己。我并没有见过这男孩的面，但我能意料他可能出现的心理偏差。他的学习成绩很可能是一流的，但这个好成绩也会是他的生存目的与拐杖，是他的全部心理支持与逃避现实的场所。这也是他母亲的心理支持。
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孩子，应该是对生活、人生、学习、工作都有兴趣，在情感上会喜欢人也愿意被人喜欢，愿意与人相处，开朗，热情。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或者是由于某一动机而激发的学习或者工作积极性，才是可靠的、稳定的。而且因为他对生活有信心、有兴趣，所以也能承受某些方面的失败，而有勇气东山再起，只有心灵调养好了，才有行动的自由。
心理学界往往很重视人们的童年经历与生长环境，这固然与一个人的人格及心理素质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我却更愿意在分析以外，在心理偏差的防与治上，有更多的建设性的方案。其实，找出“其所以然”的目的，还是为了矫治与预防。
这位医科大学的新生，我与之“未曾谋面略知情”。如果他能够做到不自我封闭，走向人群，去寻求一份朋友的理解，或是情人的一份爱，并且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就有可能从昔日母亲那么浓郁的沧桑感中走出来，而建立自己的生活。
作为母亲，每一位妈妈都有自己的经验与经历，你是否能够少一点偏见，得放手时且放手，不要对孩子有太多干涉。除了必须的教与养，给儿女们多一点自律的机会，选择的机会，对于孩子，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